做一名思路开阔的优秀公务员（13）

红蓝体制，是一套系统化、程式化的体制改革思路，可以直接拿来套用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的。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继续模拟解决下一个实际案例。

案例二 学校强制家长买电脑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 案例简介

本案例取自2020年10月21日的《焦点访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自行搜索看看这个节目。

内容梗概是这样的：

初一刚入学，嘉兴市实验初级中学就向新生家长发放了《“pad互动教学实验班”告家长书》，宣传“实验班”的优点。

同时，学校把是否购买平板电脑、以及附带的“平板教学”系统，作为了“实验班”与普通班的分班标准。

在学校的压力下，家长们不得不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共计6500元，购买了包括相关教辅软件在内的学校指定平板电脑。

但该电脑的相关参数、价格等信息，却在网上根本搜不到！并且，所谓的“教辅软件”，只不过是在平板电脑上有一张课程表和留作业而已。

此事件，被相关家长举报后，撞在了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的枪口上，国务院第六督查组前往当地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自2014年起，截至2020年10月14日，嘉兴全市127所初中学校，已有53所学校开展了“平板教学”，全市共计已有22000多名初中生参加。以人均购买平板电脑硬件设备3000元计算，加上捆绑销售的教辅软件和流量包，当地参加平板教学的初中生共花了1.1亿元左右。

督查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

1 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是《义务教育法》赋予的权力，嘉兴部分初中学校推行‘平板教学’，并以此进行分班，违背‘平等接受教育’的原则。

2 当地学校打着教育信息化的名义，行变相推销平板电脑之实，校企合作不规范、不透明，违规按平板教学分班，强制学生和家长购买平板电脑、收取教辅软件服务费，增加了学生和家长的经济负担。

二 简单点评

嘉兴某些学校，强迫家长买指定公司平板电脑的做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前些年少数派出所在办证件照时，强迫辖区公民必须去指定照相馆照相的事情。二者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指定公司的平板电脑，在质量上能够和市场上的电脑差不多，家长们可能也不会这么生气。可实际上，内行的家长一查配置，“700元卖给你3000元！”这就有些太过分了，居然有两千多元的差价！

尽管校方在面对调查的时候，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各式各样苍白的解释，但我们都知道，那两千多元的差价，才是问题的核心。

况且，很多学生家里，本来就有平板电脑，你还硬逼着人家再买你一台，留着家里的不用，这不是在明目张胆的增加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吗？

这些学校领导，真的应该在督查组指导下，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当然，下一步具体怎么走？相关责任人会得到怎样的处理，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魏东的博客草根网”要讨论的，是怎样通过体制改革的办法，来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是根除！而不是让其如割韭菜一般，割完一茬之后不久，就又长出来新的一茬。

做一名思路开阔的优秀公务员（14）

案例分析

平板教学，算是新事物。在学校中推广，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如果校方当初能够规规矩矩办事，没有私心杂念，建议学生家长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准备平板电脑，那么，家长们，不仅不会有意见，反而会对学校的教学创新充满好感。

可实际情况却是，对于平板电脑这样值钱的大物件，有人动起了歪脑筋。也不知是校领导主动联系上了“指定的”电脑公司，还是“指定的”电脑公司主动联系上了校领导，总之，一个让家长们普遍不满的价格出台了。

那每台两千多块钱的电脑差价，也就成了一切问题的起因和根源！

很明显，这属于一起典型的“权钱交易”型腐败案例。此案例，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一 为什么在督查组出现之前，腐败可以畅行无阻？

1 为什么嘉兴超过四成的初中学校会沦陷？

自2014年至今，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嘉兴全市超过40%的初中学校，就都被此事波及了。

明明是一件谁都知道的错事，为什么可以这样畅通无阻呢？

2 学校的教职工们，为什么选择了沉默？

很明显，能够真正腐败的，只是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少数校领导，而绝大多数学校教职工，是根本就没有腐败的资格和机会的。

既然如此，面对这么简单明了的腐败案，学校的大多数教职工，为什么不团结起来，和校领导做斗争？或去相关部门告发校领导呢？

3 家长们，为什么也是这样的不给力？

自2014年起，恐怕就有家长对此事不满意了。

家长里，肯定也有厉害的主儿，可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告状成功？

4 学校的上级单位——教育局，为什么也一直无所作为？

教育局，是学校的上级领导单位，校领导，都是归他们管的。

可是，这次面对督查组的调查时，嘉兴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却是这样回复的：“我觉得如果师资不是刻意倾斜的话，分班的影响应该不大。另外，我相信这些学校不会野蛮粗暴，家长应该都是自愿的。”

看，教育局都在为下属学校打圆场！一方面，他们这是在护短；另一方面，也是在推责！

5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为什么一直没有发力？

嘉兴学校里发生的这点事，居然要让国务院的督查组来管，这恐怕就是典型的杀鸡用牛刀吧！

为什么省级和市级的纪检监察单位会多年缺位呢？

此外，我们还有各级党、团组织等，他们，在此事中，也都是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

二 从当事人的角度想问题

上面的这些提问，虽然有些尖刻，但却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否则，如果大家都是好好先生，很多问题，就永远也解决不了啦。

因此，我们必须要拿出敢于面对问题的勇气、和善于解决问题的智慧！

红蓝体制认为，对于此案例中个别学校领导违规违纪的乱作为，以及一些监管或领导机关的不作为等，我们当然可以对其进行正面的教育、批评、甚至处分等，这些，也都是我们常用的常规手段。但是，若止步于此，仅仅用这些老办法，肯定是不能根治此类现象的。

因此，还需要我们换个角度，走进当事人的内心，只有把他们的真实想法研究透了，才有利于我们对症下药、根除病症。下面，我们就按此思路，重新回答一遍上面几个尖刻的问题。

1 为什么嘉兴超过四成的学校会沦陷？

当事人的内心独白：

这种事情，难道只有我们嘉兴有吗？其他城市，难道都是净土吗？说不定，有些城市，比我们这里还厉害呢。只不过，我们最倒霉，被国务院督查组给抓到了。

2 学校的教职工们为什么选择了沉默？

当事人的内心独白：

和校领导做斗争？那我们的饭碗还要不要？

向领导提意见，甚至和领导做斗争的例子，我们不是没有听说过，甚至也见过，但结局多是凶多吉少，这样的事，谁愿意干谁干，反正我是不敢。

3 家长们为什么也是这样的不给力？

当事人的内心独白：

虽然吃了一两千块钱的亏，但孩子归人家管，该忍也得忍啊！更何况，告状能赢的几率能有多大？弄不好，就会鸡飞蛋打的。

4 学校的上级单位——教育局，为什么也一直无所作为？

当事人的内心独白：

各学校的领导，都是本单位的骨干，只要教学工作干得好，其他方面，有一些小瑕疵，也是可以理解的。哪个单位，哪个个人，不会有一些小问题呢？管得太严不行，水至清则无鱼啊！

5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为什么一直没有发力？

当事人的内心独白：

我们的任务已经够多了，像买台电脑这样的小事情，也值得我们插手吗？更何况，干得多了，只会落得个辛苦，弄不好，还会得罪人，要挨骂的，不值得啊。

上面描述的当事人的各种内心独白，只是我们旁观者按照大多数人的通常想法推测出来的，真实情况，当然还会更复杂一些。

三 我们要补的短板是什么？

首先，要感谢国务院第六督查组，果断终止了此持续六七年的腐败案件。今后，至少在嘉兴市，初一的学生家长们，不会再因此而烦恼了。

不过，只要我们再稍微深入想一下，就可以推断出，此问题，肯定不是嘉兴市所独有。全国很多其他的地方，一定也有类似问题的。

如果连这类事情，都需要国务院的督查组来干，那说明我们的整套运作体系，确实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而这，就是我们急需改进的短板。

此短板是什么？

其实就是体制机制改革，也就是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的、必须要深化改革的一部分。

而本文所介绍的红蓝体制，就是一套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若套用其中的改革思路，很容易彻底根除诸如嘉兴平板电脑案之类的腐败问题的，具体的做法，下面的章节我们会继续讨论。

最后，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指出：“基层是改革创新的源头活水，要注重激发基层的改革创新活力，支持开展差别化创新。地方抓落实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既找准定位，又突出特色，有条件的地区要奋力走在前列。”

上述会议精神，就是对勇于改革者的激励和鼓舞，因此，非常欢迎各行各业的广大公务员朋友，能够套用红蓝体制，解决自己所处行业内所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为祖国和人民立新功！

具体可搜索“魏东的博客草根网”，或者搜索“博客中国魏东的专栏”，都可以找到相关参考内容。

做一名思路开阔的优秀公务员（15）

简单的套用

红蓝体制，既是一套深入浅出的体制改革理论，又是一套程式化的体制改革模式。只需要简单的套用，就可用于尝试解决我国的很多热点难点问题。

下面，我们就模拟解决一下嘉兴平板电脑的这个案例：

嘉兴市，是浙江省的地级市，下辖2个市辖区、3个县级市和2个县，共7个平行的区县级单位。

按照红蓝体制的改革办法，嘉兴市委市政府，完全可以在这7个平行的区县之间，套用“行业内竞争、地域间监督、市场化运作、统一领导”四项改革措施，以及“公开、互检、奖惩”三个运作规则。其要点是：

1 行业内竞争

上级可以把强制学生和家长购买高价平板电脑之类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列为对全市所有学校及相关行业和部门的考核事项。

也就是说，可能违规的学校方，以及可能不作为的监管方，都被拉到了竞技场上，分别跟自己的同行比。比出结果了，就依照红蓝体制的奖惩规则，公开奖优罚劣。

奖什么？可以是钱，也可以是未来提升的机会，等等；罚什么？当然可以是钱，也可以是，后半生的前途和命运。

同行是冤家啊，让同行与同行比，肯定最给力。

2 地域间监督

上级领导，事先就要做好公示工作。

要把嘉兴市及其下属七个区县的所有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电话或举报邮箱等联系方式，全部公布在所有相关学校的公示栏内、微信群里、以及当地的报纸、网络上。

就是要让每一个相关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在区县的校领导违规了，不仅可以举报给自己所在区县的监察机关，还可以举报给其他区县的纪检部门，举报的渠道不仅多，而且通畅异常。

上级领导，事先还要做好授权工作。

要赋予所属的各区、县纪检监察机关，都有跨区执行任务的权力。这样一来，就可以有效的避开本地的关系网，使整个地区的执法资源，都被运用的既合理、又充分。

3 市场化运作

如果把处理违法违规行为，仅仅作为一个任务，分配给执法部门去做，那么，实际执行的力度和程度，往往只能靠执法者的自觉性了。

太多的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比较传统的被动做法，是不利于激发执法者的工作积极性的。

而执法者的不作为，则会反过来变相鼓励违规者的侥幸心理，使之不断违规越界。这就是目前我国的很多热点难点问题，虽然下了大力气治理，却依然屡禁不绝、此起彼伏的原因。

因此，红蓝体制才积极主张，在我国的政治领域，适度的引入市场化运作，来彻底改变“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事实上的“大锅饭”状态。

只不过，红蓝体制提出的毕竟是新事物，还需要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断的摸索经验，成熟后再推广之。

比如说，对于举报学校领导违法违规的家长或学生，应该奖励多少钱？对于跨区执法的纪检人员，又应该奖励多少钱？钱由谁出？具体怎样执行？等等，都要事先谋划好。

一般来说，奖励立功者的钱，可以从对违规违纪者的处罚中出。如果奖励和处罚的金额都适度了，则会既有利于对立功者工作积极性的维护，也有利于对违纪违规者的惩处和警戒！

4 统一领导

嘉兴市委市政府在整个事件的执行过程中，既要善于及时征求各行业下属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将其合理的融入具体执行细则中；又要善于发挥自身的领导职能，擅长协调各方，并注意当好裁判。

（由于在前文第一个案例的介绍中，对红蓝体制提出的基本概念和具体用法介绍的已经比较清楚，所以，今后的案例，就不再做重复的详细描述，而是只着重说要点。对具体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搜索“魏东的博客草根网”，阅读《做一名思路开阔的优秀公务员》前1-10节）

那么，说了这么多，用不用红蓝体制，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

不用红蓝体制的现在，嘉兴市的这点“小事”，居然要让国务院的督查组来管。

而用了红蓝体制之后，同样是这点“小事”，大家都会争着管，抢着管，这就是区别！

做一名思路开阔的优秀公务员（16）

小岗村之问（上）

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搞？

我们不妨把当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翻出来，合理借鉴一下。

一 小岗村的故事

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当时的小岗是梨园公社严岗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这句当年小岗人讨饭所唱的凤阳花鼓词，真实反映了那时的生活状况。

1978年，凤阳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们更大规模地外出讨饭。

穷思变，变则通。在那个后来人尽皆知的夜晚，村西头一间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严宏昌、严金昌等18个衣衫褴褛的村民就着微弱的煤油灯，酝酿着一件惊天大事。为了活命，大家起誓，瞒上不瞒下，瞒外不瞒内，把田地分到各家，搞起了包产到户。他们冒死在契约上留下了红手印。如今，这张10多厘米见方的纸片原件，作为改革开放的珍贵物证，静静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

就在那晚，他们连夜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严宏昌一家分得近30亩地，没有人再偷懒，一家老小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干活。1979年春节前，分到田地的小岗人想的不是怎么过年，而是扛起锄头、挑着牛粪，争着比着往自家的田里跑。第二年秋收后，严宏昌家里稻谷、花生、红薯堆得到处都是。小岗村里没人羡慕他，因为家家都丰收了。

这是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中至今仍然有据可查的史实：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贫瘠村庄一直饱受饥荒之苦。但到了1979年，如同释放了魔力，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之前的每年的3万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

分田单干在当时并不符合政策，严宏昌明白，这件事弄不好就得坐牢。小岗人咬紧牙关死守着秘密，却不知这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干活劲头泄露了“天机”。很快小岗分田到户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公社、县里的调查一个接着一个，要求他们必须重新合到一起。可小岗人铁了心要单干，哪怕不给贷款、不给农资和种子也不屈服。

以上文字，全部摘自《小岗之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纪事》。

二 小岗村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曾盛赞小岗村的壮举：“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总书记的评价，恰如其分的反映了当年小岗村改革的意义和价值。

不过，在充分表达对小岗村的赞美和敬意之后，本文还想换个角度，提出如下一些问题，供大家品味：

1 分地之前，为什么淳朴的小岗村人，哪怕穷到衣衫褴褛、住着低矮破旧的茅草房，宁可连年逃荒去要饭，也不拧成一股绳，靠共同劳动来脱贫？

而把地一分，立刻像换了一群人似的，当年就翻身了？

2 十八个村民，为什么可以一起冒着坐牢的风险按手印，也可以一起咬紧牙关守秘密，都这么同心协力了，为什么就不能合起伙来共同致富呢？

3 再看看按手印的十八个村民的名字：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立学、严金昌、严学昌、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家芝、严国品；关友生、关友章、关友江、关延珠；韩国云。

看到这名单，恐怕大多数中国人都要会心一笑的。从名字上看，就知道，13个姓严的，肯定是同一个家族的；4个姓关的，应该也是同一个家族里的两代人；只有一个姓韩的，可能是外来户，也有可能是前两个家族里招来的上门女婿。

如果按手印的十八个人，每个人代表一个家庭的话，则说明小岗村一共只有十八户人家，全村至多共有一百多人而已！

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在亲套亲、亲连亲的这么小的一个圈子内，大家还是不能同甘共苦，非要“分家另过”不可呢？

4 建国初期，我国之所以在广大农村成立互助组、生产队和人民公社，不就是看到了团结就是力量，组织起来好做事吗？可为什么小岗村的生产队，和《金光大道》、《山乡巨变》里描述的互助组、生产队就不一样呢？为什么合在一起大家就一直受穷？而一旦分开了，粮食产量反而一下子就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呢？

上述几个问题，我们暂且叫它们“小岗村之问”吧。

三 提出“小岗村之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本文提出“小岗村之问”，绝不是要讽刺小岗村人分地前不团结，更不是在挖苦小岗村人把地分到自己手里后才认真是自私。

“小岗村之问”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这样两个核心问题：

1 本来有能力在一年之内就翻身脱贫，为什么不分地就一直做不到？

2 分地的实质作用到底是什么？其魔力到底在哪里？

如果搞清楚了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灵活借鉴其成功经验，用于今天政治领域的改革，使“嘉兴平板电脑案”之类的问题，彻底得到根治！

做一名思路开阔的优秀公务员（17）

小岗村之问（中）

四 答案

“小岗村之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红蓝体制的回答是这样的：

1 分地之前

生产队“大锅饭式”的劳动协作方式，很难使每个劳动者的付出与收入画上等号。

在这种付出得不到应有承认的情况下，劳动者是很难有工作积极性的。

2 分地之后

地，一旦分到自己手里了，那么，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将与自己的收入完全挂钩。

这是一种对劳动者成果的最切合实际的承认，其结果，很容易使人爆发出发自内心的强大动力。

这，应该就是“小岗村之问”的答案。

五 借鉴

小岗村的案例，能够使“嘉兴平板电脑案”借鉴到什么呢？

1 改革之前的脱节

改革前，国家肯定也是鼓励农民多打粮食的。

怎样鼓励？

那时候，靠的多是集体主义教育、模范带头作用、忆苦思甜之类的政治思想工作。应该说，这些工作，也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但是，如果仅靠这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解决不了基层农民们每天都面对的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

比如说，忆苦思甜工作，在解放初，肯定最有效，但时间越长，其效果应该越弱。因为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根本就没有切身体会过旧社会的苦，怎么可能比较出今天的甜？

再比如，集体主义教育，其道理肯定是通俗易懂，谁都明白的。只不过，在同一个生产队里，有人能力强，有人能力差；有人勤快，有人懒惰；有人大公无私，有人专门爱占小便宜。但在评工分的时候，往往都是男社员每天10分，女社员每天8分。在这种工分不能和个人表现对等的情况下，谁还愿意总是多付出呢？

模范带头作用，也是如此。在那个时代，确实有很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一心一意为公的。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指望着，其他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境界，也都能达到他们那个高度。（关于这一点，感兴趣的朋友，可搜索“博客中国魏东的专栏”，按住栏目右侧的进度条，连续下拉，找到《李双双和孙喜旺》一文，就是深入展开谈此内容的）

由此可见，在改革之前，上级和农民们之间，尽管都有着通过努力奋斗过上好日子的共同愿望，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却存在着事实上的脱节现象。

农民们的想法是：

多干活儿不要紧，我有的是力气，起早贪黑也不怕。但是，如果我全力付出了，会得到相应的承认和回报吗？

就怕有人偷懒了，还和我拿一样的工分，这个，最让人受不了！

干部们的想法是：

一定要设法让农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是，在此过程中，绝对不能对农民提“按劳分配”，因为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大集体里，若人们心里只想着“分配”了，就容易滋生自私自利过小日子的想法。这样一来，集体主义的壁垒，就会被个人主义攻陷，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

怎样才能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集体生产呢？要用“农业学大寨”的精神鼓舞大家，要多唱革命歌曲，多讲英雄故事，还要多讲国际国内形势，让大家的思想，时刻都绷紧一根弦。只有这样，同志们才会一直保持昂扬的革命斗志，这样的队伍，才是不可战胜的！

显而易见，干部们的想法，和群众的想法，基本就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不脱节，才怪呢？

2 改革之后的接轨

小岗村的改革，相继得到了当时安徽省委和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家庭联产承包制进行了全面的推广。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精华内容，其实可以用那个著名的顺口溜反映出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几句话，真正对接了农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解开了常年累月郁结在农民们心头的大疙瘩，贫穷沉默的数亿农民，马上变得生龙活虎，成千上万的小岗村，在中华大地上，被快速成功复制了！

1993年起，我国的粮油，畅快的实现了敞开供应，始自1955年的粮票，终于被废除了，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再也不用为吃饭而发愁了！

3 借鉴

小岗村的成功经验，能够使“嘉兴平板电脑案”借鉴到什么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像解开当年农民们心头的大疙瘩一样，对症下药的制定相关政策，真正解开当前公务员们的心结，很多现实问题，马上就都会迎刃而解的。

如果广大公务员们，也都象当年的农民一样，发自内心的动起来了，那么，“嘉兴平板电脑案”之类的问题，也就很快会如当初的粮票一样，永远成为历史！

做一名思路开阔的优秀公务员（18）

小岗村之问（中下）

六 认可与铺路

今天的公务员们，能够像当年的农民一样，也都发自内心的动起来吗？

当然可以！

关键是要做好这样两项工作：一是认可，二是铺路。

1 认可

对于“认可”，我们至少要先搞清楚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认可谁？

若仅从做贡献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要认可那些为国家、为集体、为人民做贡献多的人。

二是怎样认可？

如果我们想真心实意的认可一个贡献多的人，又要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或具体措施呢？

很显然，若仅靠口头表扬之类的做法肯定是不够的。实事求是的按劳分配，才是最有效、最合理的具体实施办法。

如果上述两个基本问题都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用其来套用一下当年的小岗村农民和今天的公务员了。

先说一下当年小岗村的农民：

问题一：认可谁？

我们是应该认可那些宁可穷得去要饭、吃国家救济粮，也不真正卖力种地的小岗村人呢？

还是认可那些通过分田大丰收，不仅自己富裕了，为国家省下了救济粮，还能反过来把富余的粮食交给（或卖给）国家的小岗村人呢？

答案当然是后者！当时的安徽省委和党中央，就是这样干的！

问题二：怎样认可？

假设情景1：如果当时的上级领导，把私自分地的小岗村带头人，以违反国家政策的罪名抓起来，不停的批斗，悲惨的小岗村人，第二年还敢继续分田种地吗？

假设情景2：如果当时的上级领导，虽然没有把私自分地的小岗村人抓起来，但是却把小岗村人“非法生产”的粮食全部没收，一点口粮都不给留，可怜的小岗村人，第二年还敢继续分田种地吗？

假设情景3：如果当时的上级领导，虽然表面上认可小岗村人的做法，甚至口头表扬小岗村人，说小岗村人多收了粮食，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实际上却以“用国家的地种出来的粮食，就要全部归公”为借口，把小岗村人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全没收，只给留一点口粮，受了委屈的小岗村人，第二年还会有继续分田种地的积极性吗？

幸好，上面三个假设，全都没有发生，这才成就了事实上的小岗村，也使全国人民的菜篮子和米袋子，全都快速充盈了起来。

真实情景4：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允许农民把通过辛勤劳动多收的粮食，全部理直气壮的自己留下来，就是对小岗村人所做贡献的最好认可。这种认可，不仅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且有效、合理、更具有可持续性。

说完了小岗村的农民，再说一下今天“嘉兴平板电脑案”里的公务员们：

问题一：我们同样要先搞清楚认可谁的问题。

我们是应该认可那些眼看着身边“嘉兴平板电脑案”连续发作几年也无所作为、非要等着国务院督查组来介入的嘉兴公务员呢？

还是认可那些一见到“嘉兴平板电脑案”，就真抓实管的嘉兴公务员呢？

答案当然也是后者！只可惜，我们目前可见的，还只是国务院督查组。

问题二：我们还必须要搞清楚怎样认可的问题。

“嘉兴平板电脑案”，有办案难度吗？

可以说，丝毫也没有！不仅事实清楚，证据充足，而且乐于作证的证人还成千上万，国务院督查组来了，三下五除二，很快就给结案了。

既然如此，嘉兴市的相关公务员们，为什么不自己立下这个功劳，而非要把唾手可得的功劳，让给国务院督查组呢？

这个问题，就不是仅用“认可”这个题目就能解释清楚的了，需要我们接下来和“铺路”这个题目结合起来一起讲，才能说明白。

做一名思路开阔的优秀公务员（19）

小岗村之问（下）

2 铺路

小岗村的创举，确实很了不起！

然而，若没有党和政府一路走来，在认可小岗村的做法之后，不停的铺路搭桥，肯定也是不行的。

四十多年来，党和政府，都为几亿中国农民铺了哪些路呢？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

推广家庭联产承包，恢复城乡集市贸易，放宽农副产品价格管理，放开农副产品经营许可，鼓励农民从事经商活动，支持农民搞多种经营，肯定乡镇企业的壮大和发展，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权益保障，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粮食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等，等等。

上述各项措施，就像是铺设在广大农民脚下的一条条金光大道，一下子改变了几亿人的人生，也翻天覆地般的改变了整个中国！

今天，我们能否在政治领域，也模仿经济领域的改革奇迹，神奇般的重复“昨天的故事”呢？

答案应该是：当然可以！

下面，我们就用农民的改革经历，来类比一下今天“嘉兴平板电脑案”里的公务员们。

类比1 ：同样需要合理的认可

当年，对于农民贡献的认可方式，主要卡在思想观念这一环上。一旦按劳分配的观念深入人心了，在农村贯彻执行起来，就非常容易了。

这是因为，对于当时的生产队来说，不管是土地、牲畜、还是农具，都是可以分到各家各户的。若所有生产资料都能分配到户了，个人的付出，自然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与个体收入划等号了。

所以，当年的农村改革，不仅阻力最少，而且效果最好。

而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机关、事业等单位的改革，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这是因为，这类单位的工作，是不容易、也不可能被分到各家各户单独去干的。

既然分不清，自然也就不容易实现个体收入与个人贡献相挂钩了。

今天的“嘉兴平板电脑案”之所以会发生，其症结也就在于此。在贡献不容易在操作层面得到合理认可的情况下，很多人的工作积极性，是很容易被消磨殆尽的。

如今，我国公务员的某些心态，应该与改革开放前生产队里的农民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在他们的内心里，肯定也同样期待着自己的辛勤劳动，能够被实事求是的认可。

而被认可的最好方式，当然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

公务员们的这种心态正常吗？当然正常！否则，就是赤裸裸的“大锅饭”和养懒汉了。

因此，尽快在公务员队伍中，建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机制，让大家的付出，能够真正得到承认，才是让整个公务员队伍同样出现抢活儿干热烈场面的正解。

千万不要以为农民在自己的地里辛勤劳作就是自私。一定要看到，他们在增加自己收入的同时，也义无反顾的肩负起了保障和丰富全国十四亿人米袋子和菜篮子的光荣重任。正是他们，保卫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粮食安全！

同理，今天的公务员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如果公务员们都抢着办“嘉兴平板电脑案”了，个人收入虽然也会因为多干而增加，但与此同时，他们更会大幅度助推政府的执行力，并持续增加全国百姓的幸福感，作用同样是非常巨大的！

类比2 ：同样需要政策的铺路

仍以“嘉兴平板电脑案”为例，我们要为广大公务员们铺什么样的路呢？恐怕下面两项措施必不可少：

措施1 ：要把“按劳分配”的观念融入具体执行层面。

比如说，对于“平板电脑案”，上级领导完全可以根据案件的违规金额，予以办案者比例提成式的奖励。

如果奖励到位了，就是对积极上进者的最好认可与鼓励。反过来说，若总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则只会挫伤公务员整体的工作积极性。

措施2：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尽量扫除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障碍。

比如说，说情风、关系网，就是办案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这些问题不解决，也同样会让人望而生畏、寸步难行的。

因此，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切实铺好观念和执行两个层面的路，公务员们才有可能真正放开手脚，阔步向前！

而红蓝体制，就是一套按照上述要求设计的一套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里面的各项改革措施，把该铺的路，都铺好了，是拿起来就可以轻松套用的。

所以，非常希望有认可红蓝体制的有识之士，能够带个好头儿，率先尝试红蓝体制，来为祖国和人民立新功！